我和宫以仁先生能成为忘年之交，要感谢天津老新闻工作者王慰曾先生。很长时间以来，我和宫以仁先生都是电话及书信往来。他已是近80岁的老人，每日仍坚持写作，实在令人感佩。宫以仁先生年忙于整理他父亲宫白羽的遗作，即“钱镖四部稿”，总字数３００余万字。“钱镖四部稿”拟名《十二金钱镖全传》， 其中包括：初部作（本传）《十二金钱镖》；二部作（别传）《杨柳情缘》；三部作（前传）《牧野雄风》；四部作（后传）《大泽龙蛇传》。“钱镖四部稿”是白羽晚年自拟之名。 在与宫以仁先生交往中，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性格耿直、不说假话、不计名利。 他每天生活在书堆里，是个地道的做学问的人，目前除了重新整理、修订“钱镖四部稿”之外， 他还写作《白羽传》。

     采访宫以仁先生是个冬天，我来到他在河北区二美里的家。房子两室一厅，没有装修，宫以仁先生住的房间还点着炉子。房间里的陈设很简单，靠门的地方立着一个泛黄的书柜，里面摆放着一些宫白羽先生写的武侠小说。我浏览了一下，没有我喜欢的那本宫白羽自传体随笔《话柄》。我把想要这本书的意思对宫以仁先生讲了，他答应我等回山西长治市之后一定给我寄来一本。宫以仁先生一直住在山西的长治市党校，那里有他的一套房子，他在那里住了好多年。平时雇了一个人给他做饭，他的老伴一年当中总要去两趟看他。我劝宫先生回天津家里住，与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宫以仁先生告诉我，说他怕天津的夏天，而长治的夏天很凉爽。一般等到冬天他才回天津住上一段时间。宫以仁先生中等的个子，一头白发，戴深度近视眼睛，手不离烟，说话的声音很粗。我问宫先生写《白羽传》进展如何？他一指眼睛说，他的眼睛不好，写得很慢。闲聊中，宫以仁先生给我讲了他知道的民国后期天津著名报人，还给了我他们后代的电话。宫以仁先生讲话时很谨慎、很理性，偶尔才笑一笑。

     谈及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宫以仁先生说，要说一生坎坷，我父亲白羽要比我更多磨难。京津等大陆报刊，以及港台媒体讲过很多，大半是抄自白羽自传《话柄》，加以艺术发挥而已；什么当过家庭教师、小贩、卖过苦力、万字文章四元稿费等等，均没超出《话柄》的范围。关于白羽的最多的苦难，是１９２２年到１９２８年居于北京时代，白羽本人也讳言少讲。白羽青少年时代恰值“五四”前后，人们只知道他酷爱文学，亲聆鲁迅教诲，受到很大影响；少知他生不逢时。白羽之父，一个北洋军阀的中级军官，于１９１８年突然病逝。白羽少年时饱读中外名著，一夜之间能撰万言的数十篇短文。但此时白羽空有雄伟壮志，投身新文学运动，开始尚能靠家中遗产度日，后因坐吃山空，不久家产又被抢劫一空。大约在１９２３年前后，他便为生计而奔波，当文学家的梦也已苏醒了。１９２３年，白羽的母亲、妻子、弟、妹、长子，共五口人，携带全部家财，奔往安徽投亲，恰遇军阀溃军抢劫百姓，全部家产丧失；小妹给人作了童养媳，至今下落不明，不满周岁的长子宫以智经数千里奔波，头脑智力受损。宫以仁先生１９２２年出生的长兄小名“千里”，便由此得名。

     返京后，由于生活无着，白羽靠交家塾、投稿生存，但获极微的报酬，不足以养家，以至全家六口（小妹在津住校）租赁一室，冬日家中只生一个做饭的小火炉；恰值白羽妻生育一胞双胎，因营养不足，家中又冷，不满周日，便冻饿夭折。白羽的妻子，以袁世凯卫队团长小姐的身份，此时也因生活困难，给北京一户中等人家当了女佣人，大约人家管饭，每月只得一二元的佣金。白羽于１９２８年赴津，并不是盲目的，他身居北京，也向天津报刊投稿，得天津报刊界吴秋尘等年轻编辑的赏识，介绍给天津《商报》当了文书（当然还经过面试）。１９３７年天津沦陷，１９３８年以“白羽”笔名撰写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并一举成名。１９２９年，白羽每月的收入在５０元以上，得以立足，才接家眷在天津落户，宫以仁先生就是在那时出生的。“文革”后，被平反改正的宫以仁先生当了几年“七品芝麻官”就主动辞职了。他是８０年代第一批批准的经济学副教授。８０年代初，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大陆，掀起一股强大的武侠热。于是就有人劝宫以仁重新出版他父亲宫白羽的遗作。宫以仁说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束缚，认为只有《偷拳》可再印，《十二金钱镖》不符合时代精神。“文革”中，宫以仁天津的家被红卫兵查抄。“文革”后，他的老母亲向天津市５７中学要回了二三十本书。宫家的三代世交老友许杏林收藏的宫白羽的书也是不全，尤其是《十二金钱镖》，一时找不全。后来宫以仁得知，他父亲宫白羽在５０年代曾给香港的《大公报》写稿，当时的副刊编辑就是梁羽生，当今新派武侠小说创始人之一。 宫以仁还听说，香港、台湾再版了他父亲的遗作。于是就冒昧地给梁羽生写去一封信求援。梁羽生很快就回了信，还寄来了一套港版的《十二金钱镖》。梁羽生不仅慨然赠书，并介绍出版情况说，他寄的这套港版《十二金钱镖》系经台湾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批校出版的。宫以仁细读了叶洪生的白羽小传后，觉得有若干失实，于是撰文请梁羽生介绍到港报刊出。梁羽生极其热心，当即找到金庸。金庸当场拍板，遂在《明报月刊》发表。《明报月刊》寄来的样报，距宫以仁去信梁羽生的时间不足一个月。

     不久，宫以仁的朋友，如徐斯年、张赣生、王春植、潘芜等人，分别后向他提供华北、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各区各大城市的图书馆室藏书目录，宫以仁先生又奔波万里、亲赴各地，复印了所缺各书。１９９２年，《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不包括散文、杂文、评论、译作，白羽自传《话柄》也没出版。这个全集包括２４部作品，其中１８部出自白羽手笔，另六部却是别人所撰，取白羽当时名声出版而已。从市场的角度考虑，出版社只出版了白羽的武侠小说，而白羽的金甲文研究，实为内行人所称道。这其中包括天津金甲文研究前辈、原天津文史馆馆长王襄老先生的赞许。后经刘荣华、高成元整理、宫以仁校正，有关白羽在金甲文方面的文章只在香港的《中华国学》和天津的《天津文史》上发表过二十多篇，不足两万字。

     回首如烟往事，宫以仁先生感慨万千，他说自己对少年的事记不大清了，只是听先父先母讲过，他少年时只赶上了“七七事变”，受过几天罪。那时他父亲宫白羽是在河北省霸县师范失业返津重寻谋生的出路时，家境较困难。这种日子有大约一年时间，之后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宫以仁先生受父亲宫白羽影响，上高中时就知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总有共产党的游击队袭击日本侵略军，又遭日军残酷报复的事情发生。他父亲宫白羽也总是对他讲：“日本人这样做，更促进中华民族的反抗，对争取抗日胜利有利。”天津解放以后，宫以仁先入华北大学，后转入南下工作团，被抽调到新华社任职。１９５５年，根据中苏对等协议，北京创办一个中央级的友好报（俄文），宫以仁任秘书组长。后在“文革”中历尽坎坷，几起几落，这才在山西省长治市一所中专学校工作，直至今天。

     宫以仁兴奋地说，在半个多世纪前，他曾有幸在天安门的金水桥畔参加了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的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的前一个多月，宫以仁随新华社总社有关部门从京郊迁入北京城里的司法部街，这条街位于前门与天安门之间，现在早已拆掉，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隅。当时，宫以仁在新华社总编室任职，为“新政协”和新中国筹建工作及时发布新闻，他是值夜班的，每天大约是８点，才能结束当天向各报发稿工作。因为得到通知，“十.一”晨七时三十分全社人员出发。他发完稿件，没顾得上收拾一下，便急忙下楼，尾随着已经出发的队伍离社；八点进入指定地点－－－金水桥西畔（现在已建成观礼台）。当时，新华总社是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大单位，有８００余人，与会者占五分之四；第一大单位军委直属机关，也不过千余人。现在想来，当年确是精兵简政。

     当年的天安门很小，大约只能容纳万余人左右，与会者多数被安排在东西长安街。那时的长安街是北京著名的狭窄街道（不足今日路宽的四分之一），每逢影戏院散场，一准儿交通堵塞。宫以仁和他的同事们为能参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而激动不已。下午三时，开国大典开始。在不足百米处遥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不足十米处看着朱总司令乘检阅汽车缓缓走过，真是倍感亲切。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每当宫以仁想起，就十分地激动，令他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