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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毓桂出任天津伪市长的前前后后

一幕上任的滑稽剧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很快地占领了北平、天津等地,同时一手扶植起傀儡组织——治安维持会。同年九月,北平、天津两地的治安维持会联合会成立。日寇搞联合的用意是为了在华北形成一个统一的伪政权。这时日本政府已下决心大举侵略中国,特派前陆相寺内寿一为侵华北方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到北平后,除指挥军事外,同时与大汉奸汤尔和、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等接触,指使他们成立伪政权。经过多日酝酿,在这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以王克敏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终于成立,并改北平为北京,国旗改为五色旗。
  在北平沦陷后,受日寇“重用”的老牌亲日派潘毓桂担任北平警察局长。王克敏出任伪政权傀儡首脑以后,在其“卧榻之旁”,是不容潘毓桂“鼾睡”的,于是便以巧妙的升官办法,“送客出都”,任命潘毓桂为天津市长。
  天津治安维持会在伪临时政府成立后,改称天津市公署,原维持会委员长高凌霨蝉联天津市长,但这是过渡性质的,日寇正准备“换马”。日军特务机关头目茂川秀和曾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以警察局长刘玉书升任天津市长;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以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不便自作主张。就在这时,传出潘毓桂即将出任天津市长的消息,天津的汉奸们议论纷纷。刘玉书本来有希望攫取市长“美差”,他当然反对潘毓桂来天津,于是便授意警察局所辖的伪保安队换成便衣,冒充市民到街头散发传单,制造舆论,反对潘毓桂当市长。地方士绅如李廷玉等人也极力反对。更有甚者,茂川秀和指使警察局督察长阎家琦组织了一伙人,到日本特务机关递交呈文表示反对潘毓桂。当时天津特务机关长是仪我诚也,他也是不喜欢潘毓桂的;于是仪我便打电话给北京日本军部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表达天津官绅各方面的意见,力阻潘毓桂来天津。
  在仪我给北京打电话的转天,喜多诚一专为此事赶来天津,与驻屯军司令部参谋长商谈。在喜多返京后,最高军部对天津特务机关下达指示:对潘不得再持反对意见;不仅如此,而且还要表示欢迎。天津特务机关长为此事找我,问究竟是哪些人反对潘毓桂。我说“辅治会”(伪政权控制下的基层群众组织)反对最力;于是特务机关就让我通知“辅治会”会长徐新民派人去车站欢迎潘毓桂。徐新民由坚决“拒潘”一变而为组织队伍“迎潘”,感到莫明其妙,但又不敢不照办。
  天津反对潘的消息已经传到潘毓桂的耳朵里。他在准备动身来津之前,先把自己的保镖打手贾少卿(土匪出身)派来天津,预为部署,窥探虚实。贾是天津青帮头子陈友发的干儿子,于是便找到陈出谋划策。贾借重陈友发的关系,拜访天津商会的赵聘卿和刘静山,请他们出面表示“欢迎”。赵、刘应允,便随同贾少卿一道动身去京,代表天津商界对潘表示“欢迎之忱”,并陪潘同车来津。潘毓桂抵达天津车站后,看到有许多人前来“欢迎”,感到满意。这天去车站表示“欢迎”的人,都是徐新民纠集来的“辅治会”人员。这一幕在茂川秀和一手操纵下的“先拒后迎”的滑稽戏,就此才算告一段落。
  仪我、茂川等日本特务头目本是反对潘毓桂的,因接到北京最高军部指示,不敢再持反对意见了,但不愿意去车站迎接,便派我持仪我诚也的名片前去代为致意。在车站潘毓桂问我是否即刻去见特务机关长,我说:“我未奉令,由你自己决定。”因此潘毓桂没有及时去“拜晤”仪我诚也,仪我对此很为恼火,命我立刻打电话约见潘毓桂。潘诚惶诚恐地赶到特务机关,卑顺地向仪我说了一些恭维的话,表示以后有事一定随时请示,请特务机关长多为指教,等等,仪我这才转嗔为喜,表示满意。当天晚上,潘毓桂派人给我送来一只金表,对我表示感谢及拉拢之意。
  

狗咬狗的明争暗斗


  潘毓桂到任后,对天津市公署的班底任命如下:政务厅长何庭鎏,警察局长周思靖,社会局长祝惺元,财政局长王砚农,教育局长李泰茱,卫生局长傅汝勤,工务局长方纪之,公用蒹外事处长卢南生,新闻检查处长阎家统,参事室参事张厚毂、方若、赵聘卿、张同亮、王晓岩、夏伟等。
  潘到任不久,就想撤换警察局督察长阎家琦、侦缉总队长吴宁靖和特别二区主任邵麟。因为在潘出任市长时,阎家琦曾鼓动一批人上书反对,所以潘对阎怀恨在心。吴宁靖原是从事走私活动的台湾浪人谢龙阁手下的人,经谢的介绍,取得日本宪兵队大竹大尉的信任,当上了侦缉队长,在地方上称王称霸,与潘毓桂的保镖贾少卿的义父陈友发有旧仇积怨,陈友发借刀杀人,怂恿潘撵走吴宁靖。邵麟也是有日本特务机关后台的,潘偏巧住在他的特二区管界内,他不买潘的账,曾扣押过潘的家仆,很使他丢面子。经过一番狗咬狗的斗争,潘毓桂终于如愿以偿,把这三个人排挤走了,但日本人对这些走狗依然重用。对阎家琦,由天津市公署派往日本考察警政;吴宁靖调任塘大警察局长;邵麟升任唐山市警察局长。

  吴宁靖调走后,侦缉队改为特高科,科长是台湾人蓝振德。他自恃有日本军、特、宪的强硬靠山,为所欲为,更不把潘毓桂放在眼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被人暗杀,潘借此大骂蓝振德“失职”。但不久,潘毓桂却下台了,蓝振德反而升任社会局长。

  潘毓桂与警察局长周思靖也发生了磨擦。周原系日本翻译,是由日军安插进来的,年仅二十五、六岁。周初上任时,对潘状甚恭谨,后来潘才发觉周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主子,并不听从潘的指挥,潘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因警察局的一堵墙壁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人越狱逃走,潘便借题发挥,下令扣押警察局庶务主任,并在报告中批示:“如此重大之事,该局长形同聋聩,何以自处,不待本市长之喋喋也。”逼周思靖辞职。
  日本人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的御用工具的,于是把周思靖调升为徐州市长。 周思靖走后,阎家琦从日本考察归来,日本特务机关就以阎代理警察局长。不久,柴山兼四郎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便安插他在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郑遐济为警察局长。
  政务厅长何庭鎏本来是潘毓桂带来的,因何与日本人关系很深,由他负责对日本人的联络工作,但不知何故不久两人就闹翻了,潘免去了何的职,接着又撤销了政务厅,改为秘书长制,以柯昌泗为秘书长。柯过去曾任直鲁联军褚玉璞的政务厅长。
  潘毓桂与伪新民会之间也闹矛盾。新民会这个傀儡组织,是日本人按照伪满洲国协和会的模式建立的,作为“翊赞国策”的机构,一各地行政长官是当然的会长。潘毓桂上任后,把原来的“辅治会”逐渐控制在手,因此对于再成立什么新民会不感兴趣。一九三八年三月,新民会总会副会长张燕卿来津建立天津新民会,潘毓桂不买这个账,不但不担任会长,甚至也不出席成立会,弄得张燕卿非常尴尬。于是,天津新民会成立后,只有一块空招牌,直到潘下台以后,温世珍上任,才正式组织新民会。凡此种种,在日本人看来,潘毓桂有点不大“驯服”。

日寇“换马” 被迫下台
  

    潘毓桂本来就不是天津日军特务机关所喜欢的人物,日本人早就在暗中扶植另一个傀儡人物,就是温世珍。在潘毓桂就任市长的同时,日本人把温世珍安排为天津海关监督。这时华北的海关税务司是英国人梅维亮,天津、烟台、青岛等港口海关均归其管辖。温世珍过去以英美派著称,于是日本人就推出他来和梅维亮打交道,并把早已被国民党政府撤销的海关监督公署这一机构重行恢复,作为温世珍的巢穴。
  伪天津海关公署初恢复时,海关税务司根据国民党政府的指示,不予承认。但是在华北各口岸相继陷入日寇之手以后,英国张伯伦政府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以中国的权益换取英日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梅维亮的态度也转向软化,同意为温世珍召集华北各口岸外国税务司人员开会,在天津海关监督公署内成立一个关税整理委员会,由温任委员长,负责修改税制。其主要目的是把日本进口货的税率压低,以至减免。温世珍在这项活动中极力维护日本商人的利益,为日寇的经济侵略立下了“功劳”,受到敌人的“宠信”,决定起用他以取代潘毓桂。
  温世珍要当市长的风声传出后,其冤家对头潘毓桂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便派他的保镖打手贾少卿设法暗杀温世珍。温世珍发觉经常有人在他的住宅及海关公署周围鬼鬼祟祟地活动,吓得他一时不敢外出。温世珍得知新的任命后,便隐密地在日租界大和旅馆里组织他的班底。几经磋商,最后确定:秘书长陈啸戡,警察局长郑遐济,社会局长蓝振德,财政局长李鹏图,教育局长何庆元,卫生局长傅汝勤,工务局长林润(不久病故由刘孟勋继任),外事室主任刘孟勋,公用处长卢南生,参事方若、张同亮、赵聘卿等。温世珍原想拉拢张同礼(张弧之子)为秘书长,张不就,改聘为高等顾问。
  日本人为了给潘毓桂的下台留“面子”,先发表温世珍为代理市长,潘则以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各大都市市长会议为名离任。潘毓桂为了刁难温世珍,放出空气说将拒绝交代,温世珍因此竟不敢前去接任。日本特务机关长柴山兼四郎派我去督促温世珍,温表示潘有打手,不敢贸然前去。我向柴山汇报后,柴山又命我去访问潘毓桂,潘才点头同意办理交接事宜。事后,温世珍为了对我表示酬谢,给了我一个公署参议的名义,月俸三百元,另外还有温的私人津贴二百元,以此拉拢我代向日本特务机关疏通关系。
  潘毓桂上任一年零两个月之后不久,温世珍为天津伪市长。潘毓桂后来继续卖国求荣,出任伪职,罪行累累,抗战胜利后被捕。解放后,潘毓桂病死在上海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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