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为了报效袁世凯，接任后，一面为袁世凯整理税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又计划设印花税、所得税、遗产税，以进一步搜刮人民财富，又计划办理云南铜矿，延长石油、汉河金矿以及纺织工厂，以进一步开辟利源，一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伙同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征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英金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借款”合同。这项借款年息五厘，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收入作为抵押，规定在财政部下设盐务署，由外国人“襄办”盐务以保证盐税收入，偿还借款本息。从此，中国盐政和海关一样，完全沦于帝国主义之手，盐务机关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府的工具，使中国人民被剥削压榨长达数十年之久。这项“善后借款”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周学熙被迫于签订合同后不久即行辞职。袁世凯由于得到这笔借款，缓和了他的财政困境，从而加强了反动统治，终于把“二次革命”镇压下去。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月，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被选为正式大总统。但他还想当皇帝。为了筹划帝制活动的经费，一九一五年一月，袁世凯二次任命周学熙为财政总长。周就任后即着手整理田赋，整顿盐产，清理官产，施行烟酒公卖，为袁开辟财源。这些措施都是直接间接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榨取和掠夺。此外，还以筹划全国的经济建设为名，如筹办实业银行和兴办工业，为巩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周学熙对袁世凯搞帝制活动并不赞成，因为他知道搞帝制不得人心，必致失败。袁世凯对此甚为震怒，将周学熙软禁起来，直到袁世凯帝制失败后才恢复自由。 在周学熙第二次当财政总长时，正值第—次世界大战，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机会，特别是洋纱因进口锐减，价格倍增，纱厂利润高涨。周学熙见办纱厂有利可图，遂授意其亲信具呈袁世凯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由财政部拨款先在天津建厂，订购纺织机器。正进行间袁世凯搞帝制失败不久死去，周学熙也辞去了财政总长，因而财政部即未再拨款。华新公司后又集资陆续创建了青岛、唐山、卫辉等三个纱厂。 一九一九年，总统徐世昌委周为全国整理棉业筹备处督办。周就任后拟办一模范纱厂，因资金短绌未能实现。为了给棉业培养技术人才，设棉业传习所，其毕业生多派充为华新纱厂技术干部。此外，为了增加棉花产量，改进棉花质量，减少进口棉花，棉业筹备处引进美棉种籽十余万斤在河北、山东、河南一些产棉县份试种。周学熙还成立长芦棉垦局，拟仿效张謇开垦苏北盐场种植棉花办法，在长芦五场废地进行开垦。由于徐世昌不久下台，周亦随之离任，此项计划未能实现。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周学熙集资开办普育公司 (机器制造厂)、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华新银行、久安信托公司等企业。 一九二四年周学熙六十岁，辞去了滦矿主任董事、启新总理、华新唐卫厂管理处主任、京师自来水公司总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理等职务，组织了实业总汇处，自任理事长以控制各企业。由于各企业的负责人各自为政，周实际不能控制，一年后即辞职，把实业总汇处改组为实业协会。又二年改为实业学会，周即引退家中以诗文自娱，不再过问各企业的业务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周学熙年八十二岁，卒于北平寓所。 二、北洋实业的开端——直隶工艺总局 1．开办直隶工艺总局的起源 天津遭到八国联军的侵略后，地方的建设和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一时无业“游民”甚多。袁世凯为了维持地方治安以巩固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札委周学熙总办教养局以收养“游民”，同时他为了迎合清政府推行办学校、开工厂等等所谓“新政”，把刚刚开办不久为了培养工艺人才的工艺学堂拨归教养局兼管，并要该局筹办鼓舞市情的考工厂。周学熙认为“教养局系收养‘无业游民’，办法宜仿营伍，以约束严整为主，工艺学堂系造就人才，办法宜仿义塾，以培养诱掖为主，考工厂系鼓舞市情，办法宜仿赛会，以交通联络为主。此三事情形各有不同”。所以他接到这个扎委后，向袁世凯建议把收养游民的教养局交给地方去办，另行成立直隶工艺总局。在成立之初“先办学堂及考工二事，以学堂习其技能，以考工生其观感”，“并考求直隶全省土产及进口所销各货，凡是可以仿造的，加以提倡和保护，使之尽利。”周学熙认为照此办理，“将来工场遍立，制造日精，自然户鲜游闲，民多乐利，不特隐患可消，且以立富强之根本矣”。周学熙这个建议既可以为袁世凯捞取政治资本，又可以使游民就业“隐患可消”，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这当然正合袁世凯之意，所以深为袁世凯所赞许，就委派周学熙总办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实业即由此开端。 2．直隶工艺总局概况 周学熙于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他计划通过该局仿效明治维新兴学校，办工厂的办法来实现他的大兴工艺的想法。他认为“工非学不兴”，可是如果风气不开，工业也发展不起来。所以他在办工艺学堂的同时，筹办了考工厂，用工艺学堂来培养工艺人才，用考工厂来开通风气，劝导“绅商”投资工业。 周学熙办工艺学堂(后来改名高等工业学堂)时，特别注重理化与机器制造。为了使学生通过实习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一九O四年开办了实习工场。该场除供工艺学堂学生试验制造外，还招收工徒实地练习。 考工厂开办于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八月，一九O六年十二月改名为劝工陈列所。周学熙在筹办考工厂时，“均采日本成法”，同时又“参以本省现情”，除购置本省，外省和外洋的常用，稀用各物品陈列起来任人参观以开风气外，并附设工业售品所，出售工艺总局所属各工厂的产品。为劝导“绅商”投资工业，开办工商演说会，每月两次，“以增益其见闻”，又设工商研究所“以开拓其智识”。为了激励工厂提高质量，订立考工制度，举行招考，分别奖励，“或给金银牌，或禀准专利以资提倡”。 周学熙一面通过考工厂来劝导和鼓励“绅商”投资开办工厂，—面由直隶工艺总局投资开办造纸工厂以为示范，又以官督商办形式开办劝业铁工厂和官助商办形式开办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等。 为了推动直隶全省发展工艺，直隶工艺总局行文各府州县厅要它们也成立工艺局，同时还“委派劝工员赴各处考察情形，开会演说，其风气未开者，多方利导，其成本未裕者，酌助赀财”。但是当时直隶一省一百六十几个府州县厅直到一九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才只有六十五处成立了工艺局(或工艺学堂、工艺所、工艺厂)。这是因为清政府的官吏贪污腐化，只知残酷压榨劳动人民血汗，对于既无经费又无好处的工艺局的成立，当然不感兴趣，所以将近一百个州县没有成立工艺局，而已成立的州县也不过是官样文章，徒具虚名，在周学熙一九O七年因丁母忧离职后就相继停办了。 3.“大兴工艺”以失败告终 直隶工艺局通过高等工业学堂培养出来化学和机器制造的技师一百五十三人，通过实习工厂培养出来织科，染科、胰皂科，窑科、燧科(即火柴科)工徒七百余人，培植了一些技术人才。又通过劝工陈列所以及该所附设的工商研究所和工商演说会，在开通风气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周学熙主观追求的“大兴工艺”却以失败而告终。周学熙要求的大兴工艺的实质，就是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的，“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周学熙兴办工艺总局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双重压力下，尽管清政府颁布一些规章，奖励资本家兴办实业，实际在经济上没有给什么资助，捐税上没有什么减免，运输上也没有什么照顾。所以除了一些大官僚、大买办投资的厂矿由于利用封建势力和特权并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才能得到一些发展外，一般中小户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因此大兴工艺不过是昙花一现。例如有些州县搞了一些工业，但多数是手工业生产，以织土布较为普遍。但即使一时比较畅销的高阳土布也未能逃脱被洋布挤垮的厄运，其他土布就更不用说了。静海县的工艺局仿造出来日本中桐式铁轮布机，因成本高难销售，只好停产。它又仿造日本纺纱机器，又以出布不匀，而改制木轮织布机。这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企业，由于技术低劣成本高昂，根本无法与洋货竞争，更抵挡不住洋货的倾销，这就是工艺总局未能使工艺大兴的主要原因。
三、北洋实业的支柱——启新、滦矿的创办 周学熙于一九O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先后创办了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公司。这两个公司是周学熙搞北洋实业最早的近代化企业。启新从开办后一直有高额利润，滦矿在与开平联合后，更获得超额利润。后来周学熙创办的企业，其中有一些是在启新，滦矿的支持和投资下办起来的。启新和滦矿成为北洋实业的两大支柱。 1．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 ①收回唐山细棉土厂 唐山细棉土厂建于一八八九年(光绪十五年)。由于军工和铁路对水泥需要日增，当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唐廷枢见水泥工业有利可图，乃集合官商股本十万两开办该厂。因经营不善，不久即将股本蚀尽，还拖欠开平银十万余两。一八九二年唐廷枢病故，张翼继任督办，将该厂停办。 一九OO年春，开平总办周学熙见水泥销路甚广，即着手筹备恢复唐山细棉土厂。正在筹办期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开平督办张翼将开平盗卖与英国人，并将细棉土厂作为开平垫款的抵押品与开平一并为英帝国主义侵占。 一九O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周学熙奉直隶总督袁世凯之命负责办理收回开平产权的交涉。周学熙鉴于交涉工作十分棘手，一时难于收回，为了使工作得有进展，他建议袁世凯先交涉收回细棉土厂，因为他知道该厂与开平并不是一个单位，该厂与开平有约，三个月前通知开平，即可收回自办。因此这项交涉比较容易进行，而且他认为该厂产品销路甚好，收回后加以扩充必将有利可图。袁世凯同意这个建议，几经交涉终于将该厂收回。收回后，周学熙别有用心地对唐山细棉土厂的资产估值尽量压低，该厂机器还能生产，即以“业经腐败”为由而“毋庸计价”，因而他以极少的代价收买了该厂全部资产。 ②利用公款办私人企业 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后，周学熙计划集资一百万元，分坐本 (固定资本)与行本(流动资本)各五十万元，在商股募集前，先由国库垫款。袁世凯批准这个计划，并分别饬令淮军银钱所和天津官银号各拨五十万元。淮军银钱所后来实际贷给四十万两，契约规定期限十年，年息五厘，前三年只付息，不还本，从第四年起，每年付息一次，并还本银六万两，至第十年本息还清。当时市场借款利息为月息八厘至一分二厘，年息五厘只合月息四厘多—点。这种优厚条件是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用其特殊势力所取得的。 这项借款由一九O六年十一月到翌年七月仅仅用了八个月就因募足商股而还清。这样优厚条件的利息为什么不到期就还清?因为启新从开始生产起就获得厚利，所以招股非常容易。商股招齐后，就有袁世凯内调外务部尚书的传说。周学熙认为如果袁离开天津，启新倘不将借款还清，这样有利可图的厂子难免因遭觊觎而发生问题，所以他宁可放弃低息的借款，而不愿冒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风险。 ③依仗特权获得厚利 启新自一九O六年十一月开办到一九一二年底，六年间共盈利一百五十八万九千二百余元，股东分得股息和红利累计为百分之九十八，亦即基本上将原投资金额收了回来，利润可谓优厚。在这六年间，由原来的甲厂扩充为甲乙两厂，生产能力由每日七百桶增至一千二百桶。其所以有这样快的发展，是由于依仗封建势力取得种种特权。 启新成立之后，在直隶、东北以及长江流域取得优先设立分厂的特权。在销售上，清政府的农工商部和民国初年的交通部都曾饬令京奉、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等路局与启新订立水泥专用合同，并规定其他公司不得援以为例。在税捐上，清政府批准启新水泥及其他制品“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概免重征”。人民国后此案仍然有效。在用煤上，启新与滦矿订有互惠合同，价格不得超过开平市价十分之七。在运输上启新与各铁路局及招商局均订有减收运费合同，一般按七八折收费。制造水泥主要是石料，价格甚廉，其成本中占比重最大的却是燃料费与运输费。启新在这两方面都具有特权，成本甚低，而在销路上又垄断了市场，所以启新从一开始就获得高额利润。 ④资本家争权夺利，周学熙被迫辞去总经理职务 启新大股东，主要分为两个派系，争夺董事部和总事务所的总理、协理的位置和大权。一派是以周学熙为中心的安徽系，一派是以袁世凯家族为中心的河南系，另外还有拥有实力后来倒向河南系的李希明一系。他们彼此之间原来非亲即友，但在权与利的面前，却争得不可开交。 安徽系的主要成员在家族方面有周的九弟周学辉、侄周叔弢、婿张邠野和胡光镳，在亲信方面有最早的坐办、后来担任过总理的陈一甫和初期的协理孙多森及其弟孙稚筠，孙章甫。 河南系初期以袁世凯的亲信、袁克定的把兄弟、协理王锡彤为中心。王死后其子仲刘掌握实权。袁世凯的家族方面有袁的六子袁心武、八子袁凤镳、九子袁铸厚。大股东卢木斋本不属于河南系，因反对周学熙，他的儿子卢开瑗也成为河南系主要成员。李希明本来是周的得力助手，是驻唐山经理，因为人权、财权紧紧抓在周的手中，从而对周不满而倒向河南系。 周学熙刚愎自用，独断独行，同时任人唯亲。如周任用他的花天酒地的大女婿原监察人张邠野为北部批发所监理，这是违背章程“监察人不得以在职人员兼充”的规定的。周又任用他的三婿胡光镳在津担任宣传工作，任意铺张，用款毫无计划而造成浪费。公司的人对这两人都有意见，并有人给周写信揭发他们的问题，但周置之不理。袁凤镳本是周的妹婿，因为在启新没有地位，对周甚不满。一九二四年的股东常会上，周任临时主席，袁以突然袭击手段历数张、胡二人的行为，指责周用人不当。这时王仲刘、卢开瑷也随声附和。周被打击，陷于孤立，遂称病不到职，终于被河南系挤下总理的职务。 2．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妥协——由“以滦制开”而为“以开合滦” 周学熙搞北洋实业继启新之后又创办了一个近代化的大企业——滦州矿务公司。创办滦矿是由于英帝国主义霸占开平不还，交涉无进展，为了抵制开平以促进交涉达到收回开平的目的的。因清政府惧外、媚外，滦矿的股东只图赚钱，在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和利润的诱力下，与英帝国主义妥协，放弃以滦制开的战略，而成为以开合滦。 ①开办滦州矿务公司，“以滦制开”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命招商局唐廷枢集商股—百二十万两设立开平矿务局。该局自开办后，经营颇有成效，是洋务派当时所办采煤事业中最有成绩的大矿。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唐廷枢病故，由江苏补用道张翼继任。一九OO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开平为俄人所占。张翼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astaV Detring)为法律代理人兼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授与他全权管理该局财产。德璀琳受张委托后，即与英商墨林公司代理人胡华订立契约将开平卖给墨林。胡华为了实现掠夺开平的目的，要张翼签订一个“移交约”，将开平移交给墨林公司。张不答应，于是胡华又立了一个副约，规定新公司股本英金一百万镑，中国股东每股得新股二十五股，每股一镑，计得三十七万五千镑，下余六十二万二千镑，由英商招募，原开平欠外之款，由墨林代偿。此外副约里还规定张翼享有旧股三千股，新股七万五千镑，并许张翼作为终身督办。于是利令智昏的张翼终于签了字。事实上后来旧债并未清偿，新股亦未实收，只是墨林交了五万镑现款，就把开平骗去，答应给张翼的好处也不履行。 开平被骗占的事直到一九O二年才被发现。清政府命袁世凯派员办理收回开平产权的交涉，袁世凯即委派周学熙办理。由于英人非常狡诈，交涉毫无进展。一九O六年间周学熙就想在开平周围开矿，以抵制开平使其就范。经勘查该地区煤质优良，煤层甚厚，开采后有利可图，于是他即作出计划建议开办公司进行开采。袁世凯同意周的建议，并委周进行筹办滦州官矿。英国人见滦矿在开平周围钻探、采掘，恐被所制，于是由英国公使出面向清政府外务部进行交涉并加恫吓。经周学熙据理力争，使英帝国主义未能得逞。一九O七年九月，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后改为滦州矿务公司)正式成立，资本二百万两，除拨北洋官股八十万两外，其商股部分由周学熙和盐商、并分派各县知事以及在滦矿有职务的人员分担。转年拟增资到五百万两，但实缴仅三百万两。开工后由于矿苗旺盛，虽用土法开采也出煤甚多，成本低，销路很好。转年又采购德国机器，各支矿均有铁路电话与总矿相连，规模日渐完备，成为近代化的企业。 ②制“开”失败转而赎“开” 一九O七年冬袁世凯卸直隶任后杨士骧继任，收回开平的交涉仍无进展。一九O九年冬陈夔龙继任直督，准备用款赎回该矿。英方索款二百七十万镑，最后减至一百七十八万镑，期限三十年。陈夔龙奏请由大清银行发行债券，由于张翼始终主张责成开平履行副约，醇王为摄政王，听张的话，不准所请，饬令滦矿自己发行债券解决。英金一百七十八万镑按当时汇率约合一千七百八十万元，如此巨额债券，滦矿当然无力自发，所以赎“开”的办法也失败了。 ③“以开合滦” 开平之所以愿意接受债票，是由于开平已被滦矿包围，开平的蕴藏量已将耗尽，因此那时英外交部曾电饬其驻北京公使要他在与清政府交涉时不要因细故致使功败垂成。这说明如果不是张翼从中破坏，开平的主权可以收回。 英人见赎“开”办法已成过去，为了把滦矿吞并过来，一面跌价倾销，煤价由每吨四元五角最低跌至一元八角，一面又托出人来要求滦矿股东同意两公司合并从而停止倾销获得厚利。在长期跌价赔累的压力下，滦矿股东为利所动同意进行商谈。周学熙原本主张以滦制开的，当然不能公然与开平合并，但又因不堪赔累下去，乃提出各自独立分产合销计划。经过一年的往返磋商，终于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签订了“开滦矿务总局联合办理合同草案”。草案规定开平与滦矿的股本皆为英金一百万镑，又规定募集债票付给滦矿一百五十万两，缴还北洋官股五十万两。这就是英国人利诱的一张王牌。因为滦矿的股本仅三百万两，合英金不过三十万镑，现升值到一百万镑，合银一千万元，又得到债票一百五十万两，这是滦矿股东同意联合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辛亥革命，他们怕革命后失掉股权。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盈余分配的问题，当时开平的净利已达二十四万镑，如果联合后，利润当更增多，滦矿将由赔累不堪为获得厚利，所以他们同意净利在英金三十万镑以内开平股东得百分之六十，滦矿股东得百分之四十，过此盈余之数，由两公司股东平分的办法。 从合同草案的规定来看，它们名为联合，实际滦矿为开平所并。因为合同的附件规定联合的头十年总理由开平举出，又规定如果开平与滦矿意见不一致不能作出决定时，由已发债券多的公司加一票表决权。开平发债券多，因而实际开平有最后决定权。 此外，合同草案还规定自签定之日起，十年后滦矿有权可将开平公司之全产由两方商定公道价值购回。但在附件又规定合同草案所规定各条除这一条规定外皆应永远遵守，这说明到期滦矿股东可以不购回开平。为什么要订这一条款呢?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当初他们这样做就打好了到期可以不购回的埋伏了。这个合同草案与附件终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签字，正式合同于同年六月一日在天津签字，经北洋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发交农商部备案。“以开合滦”至此告终。 周学熙为了推卸与开平联合的责任，说“股东既愿与开平联合，总理为股东之公仆，更何敢过事执拗。”又给直督上呈文说明两矿联合的始末以明心迹。但是日后的事实却把周学熙愿意联合的真面目给揭开了。 一九二二年，十年的期限到了。滦矿走了一个形式，提议收回，要开平派全权代表来华。英国人答复是可以协商，却又借口在协商时的各项依据必须详细研究，因而要为时甚多，企图拖延。由于滦矿股东并没有真想收回，所以就任其拖下去。周学熙这时是滦矿的正主任董事，他却并不反对拖下去。 周学熙与股东们之所以不想收回开平，是由于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可以大赚其钱，否则没有高额利润，甚或赔钱。开滦由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一年的十年中，获利达六千八百零九万余元。一九二二年按照合同规定应该收回开平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华商的煤矿即使像中兴那样大矿也因交通梗阻几濒破产，而开滦却仗外人势力通过京奉路由秦皇岛装船，畅行无阻，独获高额利润。由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军阀混战的五年间获利达三千八百九十六万余元，比前十年增加百分之十一强。摆在周学熙和滦矿股东面前的是：收回有垮台的危险，不收回则利润滚滚而来。这两条道路何去何从，作为资本家来说，在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决定下，选择不收回这条道路是无疑的了。 四、北洋实业的高峰——创办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和耀华玻璃公司 1．创办津、青、唐、卫华新纱厂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进入第二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一向大量进口的棉纱，棉布锐减下来，以致它们的价格飞涨，纱厂的利润倍增。周学熙见经营纱厂有利可图，即授意他的亲信山东盐运使杨味云等具呈袁世凯拟创办华新纺织有限公司，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设厂，纱绽共十万枚，资本总额一千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息八厘，由政府保息五年，并请求在直、鲁、豫三省专办三十年，所购机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请求免除一切捐税，制成纱布只完出厂税一道，通行各省概不重征。这个计划和特权得到袁世凯的批准，并发交财政部酌拟保息免税办法。周学熙当然同意保息、免税，只有专办三十年一节系由农商部核批，由于派系不同未予批准。 五个厂先建津厂。在商股招募中，周学熙利用财政总长职权先从财政部拨款八十万元订购纱绽二万五千枚的纺纱机，并发表周学辉(周的胞弟)为该公司督办。 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帝制失败，时局动荡，商股股东抱观望态度。一九一八年五月曹汝霖任财政总长时认为商股既未交股款，应由财政部接办，裁撤督办，全部改为官营，并派员来津接收。商股见此甚为惊慌，于是“连日在津开议，拟以商股已集，请裁督办，举周缉之主政，同人各勉力凑办股款支撑局面”，并派王筱汀、言仲远到北京见总理段祺瑞进行疏通，又由周学熙请总统徐世昌出面说情“劝当局以同是北洋中人，不可自相倾轧”。经过疏通，财政部收回成命，于是商股创办人开紧急会议，催集股款。周学熙、周学辉各认股二十万元，王筱汀认股三万元，并由王筱汀将恒丰公司存款四十万元挪借过来拨充资金，将来由股东认还。这样才匆匆忙忙将天津厂的股款募齐。 天津厂自一九一九年一月正式生产后即获得高额利润，一九一九年一年间获利高达一百四十万元(该厂资本二百万元)。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底四年间共获利四百一十三万余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 华新津厂获得高额利润后，原来王筱订从恒丰公司挪借的四十万元，很快地就由股东补齐，有的股东是用分得的股息红利来补还的。 由于纱厂利润甚高，因而华新公司又在青岛、唐山、卫辉陆续建立三个纱厂。由于各厂的股东不尽相同，各厂又有盈有亏，所以自一九三一年起四个厂分家，各自独立，取消华新总公司的注册，各厂冠以地名。 2．开办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 当一九一五年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时，拟开办民国实业银行以为袁世凯发展北洋实业之助。是年八月袁世凯批准开办，但因帝制问题周学熙辞职，此事中辍。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复由财政部以熊希龄为总董，由周学熙任总经理，筹备开办中国实业银行。原批令资本二千万元，此时只募集二百万元即行开业。总行设在天津，同时设立天津分行，又陆续在北京，济南、上海三地设立分行。后来为了照顾华新纺织公司四个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和新乡设立支行或办事处。该行除担保卫辉华新纱厂发行公司债一百八十万元外，对发展实业并未起很大作用。 由于实业银行的内部矛盾，周学熙辞去总经理职务，另开办华新银行，由启新公司、华新纱厂、滦矿公司投资，资本一百万元，总行设于天津，在上海设分行，为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调剂金融。后因军阀对银行摊款甚巨，遂取消华新银行，另设久安信托公司，资本四十万元，将启新等股本退出，缩小营业范围，专为青岛华新纱厂资金周转之用。这是因为该厂周学熙个人和其家族投资最多，其子周明焯(志俊)负责经营，所以周学熙才开设久安。
3．开办耀华玻璃公司 滦矿与开平联合后，周学熙知道今后将有超额利润，因此他在滦矿股东会上提议股息每股不得超过二元四角(每股十五元，合年息一分六厘)，超过之数作为积聚，提作新事业基金以举办新事业，厚集资力，为赎回开平的准备。滦矿与开平联合后，由于变竞争为同伙，从而变跌价倾销为垄断煤斤市场，使利润大增，滦矿的股息能分到股本的百分之七十，因而聚积了不少新事业基金。耀华玻璃公司就是用这项新事业基金同拥有佛克玻璃制造法专利权的比商合办的。 耀华于一九二二年三月成立，股本定为一百二十万元，中比各半。这一百二十万元中大约以六十万元购买佛克法专利权，比方即用此款作为股本，华方的六十万元由滦矿新事业基金中拨付。后来又增资一百三十万元，最后共计资本二百五十万元，以后即再未增加资本。 一九三六年比方将全部股权售与日人，从此耀华成为中日合办的公司。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日方的股权，于是耀华又成官商合办的公司，解放后转为公私合营。 北洋实业自周学熙第二次任财政总长后，利用职权，有了飞跃的发展，创办了津、青、唐、卫四个纱厂，资本额达八百余万元，又开办了中国实业银行和耀华玻璃公司以及华新银行等企业，北洋实业发展到了高峰。实际上自从袁世凯倒台后，周学熙即失掉靠山，不过北洋政府还没有垮台，他还可以利用旧关系来维护所获得的特权。但是由于北洋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所以后来渐渐失去了特权，因而日渐衰落。特别是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了政权，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华新公司的津、青、唐、卫四个纱厂皆受日纱的影响，业务不振，天津厂终因欠债过多周转不灵于一九三六年售与日商公大，唐厂亦因负债二百余万元于一九三六年吸收日本东洋纺绩投资三百万元，由此而成为中日合办，实际已成为日资工厂。北洋实业自一九三六年以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逐渐走下坡路了。 五、 实业总汇处的成立与垮台 一九二四年二月根据周学熙的建议成立了实业总汇处。该处是由周学熙所直接领导的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华新津、青、唐、卫四个纱厂和周学熙的儿子周叔迦管理的普育公司(机器制造厂)联合组成的，分设机要、稽核、统计各科，是各公司“筹划及考核”的机构，有类于康采恩式的联合企业的总管理机关。 周学熙成立实业总汇处，从他给各公司的信上所说的原因上看，一方面由于他的年事已高，精力不逮，一方面由于一九二二年起北洋军阀混战，政局屡变，各公司对军阀各派系的敲诈勒索已不易应付，而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又波及到中国，有必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筹划、考核。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资本家之间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周学熙已不能控制他们，所以想用实业总汇处来进行控制。实业总汇处的章程虽然规定“本处义务只居于筹划及考核地位，其执行之权仍属于各公司领袖人各负责任”，可是章程又规定，实业总汇处设有讨论会和审查会，讨论“公司事业之进行方法”，审查“公司款项之出入情形”。在人事安排上也规定“各厂、所正副经理、管理及监理、股长更调，将由总协理谘商理事长酌定”。周学熙是理事长，所以人权、财权等等还是掌握在周的手里。各公司的负责人当然不顾意受周的控制，所以都采取因循敷衍的态度，因而实业汇总处实际上却“总”不起来。周学熙感到自己已无法统驭，乃称病辞职，实业总汇处仅仅搞了一年就宣告结束。 周学熙提出结束实业总汇处，当然受到各公司负责人的欢迎，不过为了维持周的面子，把实业总汇处改组为实业协会，正会长由周学熙自任，又增加了副会长一职，由王锡彤和李士伟二人担任。这个协会仅维持两年，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就改为实业学会，变团体实业总枢纽的组织，为研究讨论的学会。周学熙从此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 从一九二七年一月起，虽然周学熙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但北洋实业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实际使北洋实业衰落的却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闩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后，华北实际控制在日军之下， 日本的财团乘机窜进华北，对民族工业进行摧残和吞并。北洋实业在这种双重的打击下，渐渐走向下坡路，有的被四大家族合并(如中国实业银行)，有的被日本吞并(如天津华新纱厂、唐山华新纱厂)，但也有因依附日寇暂时又得到发展(如启新、耀华)。但它们在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使国民经济破产，同时又使美帝国主义的剩余物资大量进口倾销，以致奄奄一息。例如启新就是由于依附日寇暂时得到发展，但在抗战胜利后，在国内水泥本已过剩的情况下，国民党却大量采购美国的剩余水泥，并且免税入口，从而把启新的销路挤掉。启新在产品滞销、苛捐杂税和通货恶性膨胀的压力下，濒于破产，被迫停工。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唐山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不但恢复了生产，并且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于一九五四年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如果不是解放，启新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厄运。 六、资本积累和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周学熙一生集资开办的企业共有十五个，资本总额约一千六百万元，他的资本来源初步分析有几下几个方面： 1．贪污公款搜刮民脂民膏 周学熙在直隶当过银元局和天津官银号的总办，后来又当长芦盐务使，这都是所谓“美差”和“肥缺’。以银元局为例，它在鼓铸银元和铜元上得利非常之大。一万两纯银可以铸成价值一万四千两的银元(铸银元时在纯银中加铜)，得利高达百分之四十。铜元在鼓铸时也同银元一样，可以增值。所以银元局的得利成为北洋财政上一大来源。当然这种得利不会全部上缴，有一部分上缴，有一部分流入周学熙的私囊。至于官银号的货币发行和信用扩张，以及长芦盐务的“陋规” (即公开的贪污)和盐商的报效都为数不少。 辛亥革命后，周学熙两次任财政总长，这更给他贪污的机会。一九一三年袁世凯为筹集进行反革命内战的军费，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以出卖盐务为条件的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一般惯例借款有千分之五上下的回扣约一百余万元，不可能由袁世凯独吞，周学熙是经办人，袁世凯为了酬功和堵他的嘴，不会不分润给他。又如一九一三年财政部购买供应清室皇族及绿营旗兵的禄米，当时各省报来米价每担平均四元五角，而周学熙却指定交商办每担价格七元，贵二元五角，这笔差价有不少入了他的私囊。 2．挪用官款办私人企业 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利用职权把官款用来作私人投资的垫款。除前文介绍启新、华新挪用官款一百万元作为私人股本外，周学熙创办滦矿时也有这样情况。滦矿成立后，转年拟续招股本三百万两，但实际只招到商股一百万两。在商股未募前，又由官银号垫拨一百万两，等到次年获利后，才逐渐将官股还清。“用这种挪用官款兴办实业、不仅仅是开滦和启新，象京师自来水公司的筹建，亦复如此”。 3．残酷剥削工人 周学熙兴办的企业，采取长工时和低工资的办法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以启新为例，工人“每人每日工作时间十小时，每人每日加班二小时，一天之劳动时间为十二小时，自一九O六年开办到一九四八年解放止，除每年八天例假外，均工作十二小时。星期日昼夜两班二人轮换时，工人连续工作十八小时。启新的工资制度可分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两种，以计时工资为主。启新建立初期，工资小工每日二角。在一九二一年以前，童工工资低者为每天一角五分，普通工工资最低者为每天二角二分。普通工工作满一年工头认为成绩良好，每天可增加工资二分，但以增至三角二分为限。工匠(即技术工)中最高工资为每天二元三角(属极少数)，一般为每天四角至五角超过七角者极少。至于对童工的榨取更为残酷。甚至十二，三岁儿童，就要担任起搬石块装车的重体力劳动工作，而且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一小时，工资仅为一角五分”。天津华新纱厂对童工的剥削更加残忍。该厂使用艺徒为童工。“华新最早的艺徒都从北京招来，艺徒要立卖身合同，规定三年之内如不学或逃跑等情，必须赔偿饭费等。在棉纱厂学徒，一个月就能学会，四个月就转成为熟练工，但是艺徒三年出师，出师后一天连一角钱也合不上”。 由于这种残酷的剥削，因而获得高额利润。启新由一九O六年七月开工生产到一九一一年仅四年半的时间，就获利达一百一十八万，比开办时的资本还多十八万元。天津华新纱厂从一九一九年开工生产，仅四年的时间就获利达四百一十三万元，超过开办时资本一倍多。滦矿自与开平联合后，利润高得惊人，联合第一年的利润将近三百万元，滦矿按百分之四十计，分得的利润将近资本的半数。以后它的利润与年俱增，一九一三年为四百六十万元，一九一四年为五百三十三万元，一九一五年为五百一十万元，四年之间利润共计一千六百余万元，滦矿得利六百万元以上，超过资本一倍。它们的利润之所以高得惊人，主要原因是由于剥削工人，榨取工人血汗。 我国近代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发展非常迟缓。在这个时期里开办的大型工厂，多数是由与封建统治有密切联系的大官僚集资建立的。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有财力、有势力，并在同帝国主义既有矛盾又有勾结的情况下才能使工厂得到发展。周学熙经营北洋实业的过程，代表了二十世纪初期官僚资本家办实业的过程。从直隶工艺总局“大兴工艺”的失败和周学熙集资开办的企业遭到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的吞并和打击，充分说明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周学熙趣园别墅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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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熙为了报效袁世凯，接任后，一面为袁世凯整理税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各省建立国税厅，又计划设印花税、所得税、遗产税，以进一步搜刮人民财富，又计划办理云南铜矿，延长石油、汉河金矿以及纺织工厂，以进一步开辟利源，一面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伙同当时的总理赵秉钧，外长陆征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秘密在北京东交民巷英国汇丰银行同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英金二千五百万镑的所谓“善后借款”合同。这项借款年息五厘，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收入作为抵押，规定在财政部下设盐务署，由外国人“襄办”盐务以保证盐税收入，偿还借款本息。从此，中国盐政和海关一样，完全沦于帝国主义之手，盐务机关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府的工具，使中国人民被剥削压榨长达数十年之久。这项“善后借款”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反对，周学熙被迫于签订合同后不久即行辞职。袁世凯由于得到这笔借款，缓和了他的财政困境，从而加强了反动统治，终于把“二次革命”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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